去工业化，不是说不要工业了，而是要抛弃 仅仅倚赖工业制造获利的简单商业模式。中国制造业应该以工业为基础与平台，依靠管理、技术、品牌、渠道、信息化等非工业品与工业水乳交合的共生优势，来实现从“市场发现型”向“市场创新型”的进化。
　　文?毛明江

　　一说起工业革命，我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蒸汽机，那是一个遥远的故事，身上披着厚厚的历史尘土；而在故事的核心，则是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技术创新，以及由此引发的波澜壮阔的社会进化。它是内生而主动的。

　　一说起中国的工业革命，感觉却陡然转向，与之相连的历史场景是坚船利炮，是血雨腥风，是救亡图存，那是一种被迫“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无奈举措。因此，中国工业革命的本身是被动的，虽然它年轻了100多岁，却是模糊的。

　　现在，似乎又到了需要“被迫”而“明确”地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了。

　　如果我们称那次帮助中华民族在抵御外强和安定内乱中成功求存并崛起的工业化改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称我们歆享着从外国人那里买来机器生产的工业品、并同时再向他们倾销商品的“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那么，我们现在必须要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了。

　　恶果正是蕴藏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功里，那就像是一片开满鲜花的沼泽地。正在淹没着大批中国企业的泥潭，正是那些发达国家已经放弃并推给我们的简单而低级的工业制造业；我们享受着来自工业生产的微薄利润，满心欢喜地以为凭此可以打遍天下，但是很快就发现那不过是幅美丽的幻景，“血汗工厂”、环境破坏、恶性竞争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并将持续地把我们所谓的竞争力侵蚀殆尽。

　　这就是中国“第三次工业革命”面临的背景与使命：如何守住我们的竞争优势，扭转不利局面，将不断向下的恶性循环转变为真正面向长久未来的良性螺旋？

　　我们的答案是：“去工业化”。去工业化，不是说不要工业了，而是要抛弃仅仅倚赖工业制造获利的简单商业模式。中国制造业应该以工业为基础与平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依靠管理、技术、品牌、渠道、信息化等与工业水乳交合的共生优势，来实现中国企业从“市场发现型”向“市场创新型”的进化。

　　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

　　最早的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指的是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是以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工场个体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的革命，以蒸汽机等机器的广泛使用为代表。

　　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晚了100年，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一直持续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夜，它的特征是完成中国从手工作坊到机器大生产的工业化普及。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亡国的危险，李鸿章、曾国藩等清朝重臣发动了洋务运动，中国建设了近代第一批兵工厂、造船厂、冶炼厂、纺织厂以及煤矿、铁矿，“企业”(Enterprise)这一西方的产物开始正式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企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获得了短暂的黄金发展，一大批近代民族企业壮大起来。但随后的战乱让中国企业几乎遭受毁灭性打击，直到新中国成立，经过近30年的发展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才基本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

　　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05年前后，在此过程中，中国制造崛起，“世界工厂”地位确立。这个阶段的特征是逐步产生有效的产业链分工、形成产业集聚带。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曲折而漫长，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高速前进而战果辉煌。在30年不到的时间里，中国变成全球制造基地，从打火机到汽车零部件，从制鞋到服装，从电脑到造船，制造业遍地开花。

　　尤其是在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利用全球化的进程，将中国制造推向了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此过程中，中国服装、制鞋、家具、汽车零部件、IT制造等行业形成了产业链与产业集群，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产业带应运而生。

　　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蓝天消失了，河流变黑了，资源快枯竭了……这种付出与获取极度失衡，在世界许多地方，中国制造同时也是“低端”、“低价”的代名词。“人家拿大头，我们拿零头，如今挣个零头都很难了。”

　　在内外夹击的2008年，中国许多企业更是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制造业阵痛之源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这一轮企业危机表面上是美国经济衰退、国内宏观调控等因素引起，但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中国长期以来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广东乃至全国创造经济奇迹的东莞，去年GDP的总量超过了3000亿元，排在不少中西部省份的前面。中国经济高增长依赖的正是不断被复制的“东莞模式”：政府提供土地或者已经建成的标准厂房，内地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数量庞大的制鞋、制衣等企业由此成立生长，生产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为主。

　　但是由于没有自主品牌、没有核心技术, 生产网络在国际分工中处于生产链条的末端，东莞企业为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不少工厂沦为名副其实的“血汗工厂”。由此附加值极低，抗风险能力也极低。

　　而在长三角，苏州原有的工业化努力被台资IT制造业所打断，被人津津乐道的“昆山模式”其实和东莞模式并无本质差别，只是引进的制造业相对环保、高端而已。

　　温州企业走了依靠自有资金发展的道路，但温州模式也同样存在问题。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长期以来发展的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并且它采取的战略是低成本、低价格，整个产业层次不高；同时，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在温州大部分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品，新兴产业很少。

　　另外，企业家的经营理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企业家群体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柯兹纳所讲的市场发现型：这类企业家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能够敏锐地发现市场获利机会的洞察力；另一类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型：这类企业家能依靠创新、创造市场机会，打破市场既有的均衡。中国的企业家在近30年的发展大多数选择了属柯兹纳的市场发现型战略。

　　长期研究浙江民营企业的浙江中大集团副总裁、浙商研究会常务理事胡小平对上述说法表示认同：正是因为大多数民营企业采取了市场发现型的发展策略，国内的民营企业在发展上呈现多变性、粗放性、同质性这三个方面特征；市场发现使得民营企业30年来抓住了内需和外向型发展的机会，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区域经济也蓬勃兴盛。

　　“但是它的矛盾也是越来越深刻。”胡小平说，因为多变性，使得企业在管理经营上没有达到现代企业发展制度的需要；粗放性使得企业整个战略决策上和整个管理中耗能大、耗费大；只要能赚钱企业就做，因此粗放性又表现出它的不经济性，同质性又影响了区域经济整体的发展。